叶剑英在1978年宪法修改报告中指出：鉴于同各种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的极大重要性，宪法修改草案规定设置人民检察院。
这叫做分工负责、互相制约。将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定位于程序性权力并非降低法律监督的实际效力，相反，有助于厘清二者的宪法地位，体现出程序性权力的交涉性与反思理性优势。
[67]其主要理由有：（1）检警两机关共同承担控诉职能。比如就分工而言，法律规定的是程序阶段式的结构，每一阶段都只有一个拥有决定权的机关，其它机关的权力（权利）都很小，由此确立每一阶段的权威主导机关，并且充分相信其道德上的自律，能秉公办案，无需其它机关进行制约，进而通过多层次的阶段递进认识，摒除认识上的不足，保证案件真相的发现，从而最终作出公正裁决。有的地方政法委甚至直接介入案件的具体侦查、起诉和审判过程，特别是以案件协调会的方式统一三机关的认识，代替法定机关作出判断，将党对司法工作的政治领导与应当由专门机关负责的具体业务工作混为一谈，是既不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要求，也违背了党章规定的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原则。[9] 董必武：《在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军事法院院长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8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20]1967年8月7日，已于两年前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并仍兼任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在公安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讲话，煽动砸烂公、检、法。
当然，绝对的、泾渭分明的权力划分是难以实现的，但是至少不能过度渗入异种属性的权力，否则不利于完整、忠诚的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也就无所谓互相配合，遑论互相制约。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时期，三机关依然面临斗争的革命任务，只不过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14]。个人信息权应当作为一项独立的权利来对待，此种权利常常被称为信息自决权。
实践中，尽管对个人信息采用刑法、行政法等多管齐下的多重保护机制，但并不能影响或改变个人信息权的民事权利属性至于该行为被确认无效后的法律后果和赔偿等问题，请你院根据民法通则等法律的有关规定，并结合本案具体情况妥善处理。例如，鉴于消费者与经营者信息不对称，消费者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第一条明确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作为首要立法目的。法律和人的形象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人的形象和法律都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之中。
在农村，农民通过耕作自留地，能够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对社会救助的需求不大。他们不受情感和道德伦理的约束，只顾忌法律对其作出的禁止性规定，并试图找出法律漏洞、规避法律对其作出的限制，因此有必要通过严密的法律规定防止他们作出危害他人和社会的行为。
在原社会结构之下，城市居民享有单位提供的保障，农民以耕种土地为生，对社会救助的需求不大。其次，新刑诉法大幅度提前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充分发挥律师在维护权利方面的作用。[15] 《行政诉讼法》出台之后，个人和政府之间的相互独立、甚至相互对峙的关系，就成为制定、解释实体行政法律的基本视角。那么，弱者形象的变迁，是否构成了从契约到身份的逆向社会变迁呢？对于新型社会弱者而言，在计划经济时代，单位保障其生活，向其提供各种福利，其并不感到自己不自由。
国家不再以计划者的身份来安排经济生活，主要由市场自动调节经济运行。由于人们在能力、机遇等方面享有的条件不同，公民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一些人无法适应经济生活。那么，最高院如何从免责条款不符合宪法，得出了其无效的结论呢？相关民法规范是《民法通则》第58条第1款第5项，按其规定，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历次修宪之后，非公有制经济获得了越来越大的生存空间。
个人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住宅不受侵犯，等等。就宪法上的弱者形象而言，在一定意义上，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被害人都是社会弱者，修订后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更好地保护他们的权利，意味着对弱者提供了更好的保护。
那么，部门法层面，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宪法上人的形象变迁呢？下文考察在民事、行政和刑事领域，宪法上的人的形象的变迁，在多大程度上通过法律得到了落实。然后，在这一认识指导之下，对《劳动法》第50条作出了有利于民工生存权的解释，实现了对弱者的保护。
纵观其司法推理过程，一审法院先对人权条款进行解释，认为民工工资受到生存权保护，而生存权属于宪法上的重要人权。由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构建成的社会保障法体系，持续扩大覆盖范围，把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弱者其次，社会保障立法，改变了政府以施以恩惠的形式向个人提供福利给付的做法，将获得社会保障规定为个人的权利，从而保障了个人的尊严，维护了个人的独立、自由的地位。这两种形象的变迁过程，内部存在一定张力：在一些人基于经济上的成功而能够切实享有更多自由的同时，另外一些人则因为经济上的不如意而缺乏行使自由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并最终无法行使宪法保障的自由。他们能够判断什么是自己的利益，并知道如何最有效地去追逐这一利益。所有的法律规定，无论其具体规定了哪些规范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都直接或者间接体现了对人的看法：个人的本质是什么？应当保护个人不受何种危害？哪些领域应当鼓励个人自由发挥个性？个人不应从事哪些行为？人的形象不仅体现在具体的法律规范中，也体现在贯穿整个法律体系的原则以及相关哲学基础中。这突出地表现在宪法第二章关于基本权利的规定中。
[11] 这段时期的其他代表性民商事代表性法律包括1995年的《商业银行法》，1995年的《票据法》，1995年的《担保法》和《保险法》，1996年的《拍卖法》，1997年的《合伙企业法》，1998年的《证券法》，1999年的《个人独资企业法》和《招标投标法》，2001年的《信托法》，2002年的《农村土地承包法》，2003年的《证券投资基金法》，2004年的《电子签名法》，2006年的《企业破产法》，2006年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2007年的《反垄断法》，2007年的《劳动合同法》等。[4] FN 2, S. 13.[5] 陈端洪：《对峙——从行政诉讼看中国的宪政出路》，载《中外法学》1995年第4期，第6页。
私法、公法和刑事法领域的立法和司法，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变迁之后的宪法上人的形象。2、社会保障法在过去的三十年中，独立、自由的人的形象，得到了彰显。
[13] 例如，在2010年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万州分行与重庆市众托建设有限公司等债权执行异议纠纷上诉案（渝二中法民终字第1467号）中，一个公司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并歇业，所欠的债务中，包括民工工资、银行抵押贷款本息、以及其他债务，经过法院诉讼程序之后，相关判决和调解书生效，这些债务都进入了法院的执行程序。在这一大背景之下，1993年出台的《公司法》对市场经济主体进行规范，同年还制定了《反不正当竞争法》，1999年制定《合同法》，它们都对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进行规范。
二、宪法上人的形象的变迁（一）独立、自由的人的形象得到彰显从文本上来看，在82宪法之下，个人是自由的。下文考察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宪法上人的形象变迁，以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宪法上人的形象变迁在公法领域成为现实。[1] 拉德布鲁赫：《法律上的人》，载《法律智慧警句集》，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年版，第141 页。答复第三句列举了免责条款无效的三个原因（不符合宪法。
经济体制转型之后，他们无法成功地行使其新获得的自由并将其转化为经济上的成功，而是失去了原有的单位提供的保障，依赖国家提供保障。宪法上人的形象的变迁，要落到实处，也需要立法者的积极作为。
[16] 储槐植，梁根林：《论刑法典分则修订的价值取向》，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2期，第38、39页。内容提要: 八二宪法制定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转型，宪法上人的形象，也出现了变迁。
张学珍、徐广秋身为雇主，对雇员理应依法给予劳动保护，但他们却在招工登记表中注明‘工伤概不负责。如果立法者不作为，则宪法上的很多规范要求无法得到贯彻落实。
一方面，个人不在依附于组织，获得了主体性格，独立、自由的人的形象，得到彰显。在这一历史传统中，个人依附于、而不是独立于国家，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对立关系，更是无从谈起。个人的自由，以其人格上的独立为必要前提。除了宪法以外，《劳动法》第3条规定，劳动者有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第50条规定了工资应当按月支付。
在经济生活中，个人作为国营企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其他组织的成员，高度依附于其所在组织。这些法律和其他法律[11]，体现了独立、自由的个人形象。
只要涉及到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都要考虑到个人提起行政诉讼的可能性。见吕宗慧：《论我国保护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新发展》，载《法学评论》1996年第5期，第49页以下。
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是权威与虔诚服从加献身的宗教关系[5]。我国现行刑法典于1979年制定，1997年修订。
